7月15日上午，在郑州经三路某大厦门前，170多名民工举着写有“民工维权记者新闻发布会”的条幅，向工作在大厦里的资方讨要拖欠几个月的、60多万元工资。
    我并不认为，这标志着民工在寻求维权途径时正从非理性走向理性，尽管新闻发布会展现的是一种理性维权的假象。在我看来，除了形式上让人似乎“眼前一亮”之外，讨薪新闻发布会与其他方式相比，仍是一如继往的无奈之举。
    造成欠薪问题的制度层面的最大症结是：立法边界的模糊加大了民工维权成本，使民工维权复杂化。因此，当前迫切需要的是对相关制度进行改革。如果不对制度进行改革，则不论民工采取怎样的讨薪形式，也不论政府花多大力气来清欠，欠薪现象仍将不断出现。